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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中国式现代化的审美“乌托邦”
2022年06月12日 15:35 来源:官网_YB亚博APP首页 作者:王杰 字号
2022年06月12日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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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杰,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集刊主编。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创新,是审美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表现,实现了文艺现代化转型,开辟了新的审美现代性道路。

  审美意识形态具有复杂性 

  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常被理解为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和情感体系,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一度被误以为是分析和说明意识形态现象包括审美意识形态现象的唯一理论模式。 

  审美意识形态复杂性问题早已见诸于经典马克思主义阶段的马恩论著中。《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和情感体系的矛盾性和必然出现的文化冲突,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思想体系和情感体系中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讨论了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与异化的艺术生产之间的实质性区别。《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分析了两种审美意识形态:“席勒式”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莎士比亚化”的审美意识形态,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表征出“历史的必然要求”,也就是社会主义目标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悲剧性冲突,提出了综合考量“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原则。直到中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文艺批判都是在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比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异化状态比较的视阈中讨论的。 

  马克思晚年时,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俄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入现代化进程,马克思的研究重心转向关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及其机制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提出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从19世纪到20世纪,诸多学者对欧洲模式的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特里·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关于现代性悖论的解答是最为大胆也最为辩证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委凯文·B·安德森在《马克思在边缘:论民族主义、族群和非西方社会》中也对此问题有过精辟论述。 

  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华民族通过审美认知和审美认同以及其独特的审美表达机制凝练出中华美学精神,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悲剧人文主义传统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与以工业文明为主体的欧洲现代社会相遇,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成为中国式文艺现代化和中国审美现代性形成特质的社会基础。 

  在此历史语境中,一系列具有强烈的“乡愁”色彩、民族特色浓郁的“红色经典”得以发展起来。一种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乡愁乌托邦”逐渐形成,引领着中国文艺的美学风格。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逊曾提出了“民族寓言”的概念,成为第三世界文学一种流行较广的隐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不断“转化”,逐步融入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进程以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西方现代化迥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特色。其间,乡愁上升为乌托邦,那是一种人类美好生活的愿景,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乡土中国”以独特方式进入现代化,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其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资源和文化动力。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美学精神以其特有的审美符号和情感结构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审美逻辑和“美的规律”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通过建构悲剧人文主义引导文艺转向审美现代主义,为中华民族提供精神支撑,为个体提供情感依托;二是让审美活动成为介入社会、改造生活的重要方式。其间,根植于中国古代美学的人生论美学逐渐成为重要的美学思潮。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胆探索,中国文艺完成了自身的现代性转变。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启了中国化进程,“乡愁乌托邦”与社会主义理念、目标相结合,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审美意识形态,“红色乌托邦”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大基因。 

  《黄河大合唱》:中国式现代化审美代表作 

  延安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新的审美形式,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是《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由八个乐章组成,使用中国传统乐器伴奏,歌唱黄河,歌唱民族,歌唱抗争,歌唱中华优秀儿女顽强抗战的英雄气概。冼星海在探索进行曲中国化、民族化的同时,对中国民歌和民族音乐形式进行现代化改造,通过对时代精神的审美观照,将黄河的音乐形象寓言化,将“怒吼”的组诗用音乐形式表达,“黄河”成为时代的“史诗性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命运的美学表征和文化表征。 

  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延安时期”文艺作品,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也是特里·伊格尔顿分析审美现代性问题时谈到的关键问题,可称为“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特定时代人民大众的情感结构,以审美革命的形式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艺术家们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人或事物进行改造、改编或加工、再创造,将审美追求与“最先进的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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