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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学家陈智超:从《宋会要》原本到《永乐大典》的变化
2022年05月15日 19:58 来源:官网_YB亚博APP首页 作者:陈智超 字号
2022年05月15日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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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版社/供图

  《永乐大典》收录《宋会要》时,做了很大改动。要解开《宋会要》之谜,复原《宋会要》,就必须掌握这些改动的情况,研究它的变化规律。

  从徐松到刘富曾等历次整理者把从《大典》辑出的《宋会要》加以编排,他们的主观愿望也是为了使编排的结果尽量符合《宋会要》的原貌。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其结果是治丝益棼,反而增加了许多混乱。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掌握从《宋会要》到《大典》的变化规律。

  要掌握这个变化的规律,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彻底弄清《永乐大典》和《宋会要》两书体例上的巨大差别。因为《宋会要》原本收入《永乐大典》后,从形式到内容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都是由这一差别引起的。

  《宋会要》是一部政书,供宋朝的皇帝、官僚处理政务时参考。《宋会要》的编者将收集到的大量档案材料,根据宋王朝处理政事的需要加以分类分门。例如,礼类所收的是宋朝关于各种礼仪的规定及实施情况,其中关于祭祀的部分归入吉礼,吉礼下又分郊祀、明堂等,总之是以类而分。

研究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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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大典》虽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但它的编排原则同以类而分的类书不同,是以字而分, 具体地说,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用字以系事”中的“事”,或称“事目”,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词”。前面说的“郊祀”可以是一个“事目”,“顺天”这样一个地名也可以是一个“事目”,“宋太祖”这样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事目”,“论语阳货篇”这样一部书中的一个篇名也可以是一个“事目”。

  《大典》的编者将明永乐以前的各种文献,按其内容划分为若干事目,各种文献关于同一事目的记载,按各书成书先后,或所述事实的先后排列。如果某一事目只有一个字,如山、水等,则比较好办,归入这个字韵就可以了。如果某一事目的名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如郊祀、地理等,就按这一事目中关键的一个字(不一定是首字, 也不一定是末字),归入该字韵中。如“郊祀”归入“郊”字,“食货” 归入“货”字。所谓“用字以系事”,就是把所有事目按照它的关键字归入各该字中。

  那么,什么是“用韵以统字”呢?就是各字的编排顺序,按《洪武正韵》这部官定韵书的次序。换言之,根据《洪武正韵》的顺序排列各字,每一字又收以它为关键字的各个事目,每一事目又按时间先后收入各文献有关的记载,这就是《永乐大典》的编纂原则。

  下面我们就分别论述《宋会要》收入《大典》后所发生的具体改变。

  一、书名的变动  

  今本《辑稿》许多部分的首行,顶格写“全唐文”三字。徐松当年从《大典》中辑出《宋会要》时,是利用修《全唐文》之便。这“全唐文”三字,就是当时为掩盖其辑《宋会要》而施放的烟幕,是徐松所加,而非《大典》原有。

  在今本《辑稿》每一部分的次行(如果不写“全唐文”时就是首行),低三格写“宋会要”等字。对照现存的《大典》残本,可以知道这就是《大典》编者所著录的出处。《大典》编者将各种文献关于同一事目的记载按时间先后抄录在一起,在每一段内容之前用红字标出文献的名称。徐松辑《宋会要》时,正是根据《大典》标出的“宋会要”等字样,命书吏将它录出。但是今本《辑稿》中,收入内容也有不是题《宋会要》的,这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虽然不题《宋会要》,但也题《宋朝会要》《续宋会要》《宋续会要》《续会要》《经进总类会要》《经进续总类会要》《中兴会要》《乾道会要》《孝宗会要》《光宗会要》,总之是同《宋会要》有关的。

  第二种情况,是另外的文献,如《十朝纲要》《宋史》等。这或者是因为《永乐大典》的事目,以这些书为正文,《宋会要》为注文,或者是因为这些书引了《宋会要》。但虽有这两种例外情况,今本《辑稿》的绝大部分题为《宋会要》。后人之所以称《宋会要》,也正是沿袭《大典》的称呼。

  既然目标是复原原书,当然也包括书名的复原在内。应该指出:《宋会要》并不是原名,而是《大典》编者改的。那么,《宋会要》的原名是什么?《大典》为什么要改?这正是《解开<宋会要>之谜》中所要解答的问题之一。《解开<宋会要>之谜》之所以仍沿用《宋会要》之名,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二、类、门名的取消 

  《宋会要》的体系是类—门—条三级。比较复杂的项目,“门”以下还有一级,文献没有记载它的名称,我称为“目”。门是《宋会要》分类的基本单位,条则是《宋会要》的细胞,一事一条或一人一条。

  《宋会要》在宋代修过多次,每一部《会要》的类、门不全一样。据《玉海》记载,王珪所修《国朝会要》为21类、855门,虞允文所上《乾道续四朝会要》为21类、666门,京镗所上《庆元光宗会要》为23类、364门。《玉海》还具体列出《国朝会要》21类的名称及次序是:帝系、后妃、礼(分为五类,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乐、舆服、仪制、崇儒、运历、瑞异、职官、选举、道释、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从常识可以判断,在《宋会要》原本中,每一门的开首,必有它所属的类、门名称,否则无从检阅。但《宋会要》收入《大典》后,这些类、门名绝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

  那么,《大典》是如何处理这些类、门的呢?它们在《辑稿》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这就牵涉到《大典》的体例。“用字以系事”是《大典》的基本编纂原则之一。这个“事”,或称“事目”。《大典》将《宋会要》的内容收入它的各个事目,只录原文,一般不注类、门。

  现在《辑稿》中“宋会要”下的标目,如开卷帝系类1之1的“帝号”,是否就是《大典》的“事目”,而《大典》的“事目”又是否同《宋会要》的门名一致呢?回答是:现在《辑稿》的标目,有些是《大典》的事目,有些是徐松以后诸整理者所加的标目;即使是《大典》的事目,有些与《宋会要》的门名一致,有些则不一致。如何加以区分,并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复原《宋会要》的类、门名,这是《解开<宋会要>之谜》所要讨论的问题。

  三、行款的变动  

  我们虽然看不到《宋会要》的原书,但从现存的其他政书可以推知,《宋会要》不但类与类之间是分隔的,即使类名与门名、门名与目名、目名与条文、条文与条文之间,也有一定距离,并有统一的行款。

  但收入《大典》后,只要《宋会要》的内容收入同一个事目中,除了条与条之间有一空格外,其他界线都消失了,这只要观察一下影印的《大典》残本即可了解。这种行款上的变化也是要注意的。

  四、编排的变动  

  由于《宋会要》同《永乐大典》的体例根本不同,《宋会要》收入《大典》以后,它的顺序就完全打乱了。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好比一部以汉语拼音顺序编排的汉语字典,改编为以笔画顺序编排的汉语字典,顺序就完全打乱了。当然,如果有汉语拼音顺序表,我们可以将这部汉语字典复原;同样,如果有《宋会要》的分类分门目录,我们也可以将从《永乐大典》 辑出的《宋会要》大致恢复到原来的顺序。问题就在于没有留下这样的分类分门目录。

  除了顺序的大变动以外,由于《永乐大典》各事目分韵的范围大小不等,《大典》所录《宋会要》文,有的是整类收入,有的是整门收入,也有的分割得很零碎,也增加了恢复原来编排的困难。

  五、内容的变动  

  《大典》编者收录《宋会要》,是否将它的全部内容毫无遗漏地收入《大典》各韵中呢?否,其中有部分内容肯定没有收入。

  第一,《大典》既然是一部类书,它在按“事目”收录有关文献时,如果两部文献记载相同或近似,它会有所取舍。《大典》凡例说:“若诸史中文有重复者止存一家,或事、文互有详略则两存之,或事同而文有详略者则存其详者。”所以,如果《宋会要》关于某一事目的记载同于另一文献,可能会被舍弃;如果略于另一文献,则肯定会被舍弃。

  这种情况,在《辑稿》中也有反映,例如《宋会要》礼类的“天申节”门即被舍弃。当然,如果我们有证据证明《宋会要》的某一部分确实因这种理由而被舍弃的话,也可以知道,《宋会要》有关这一事目的内容大致相同于取代它的文献。

  第二,《宋会要》类门如此之多,《大典》所收的书又如此之众,《宋会要》被分散收入《大典》各韵时,偶有遗漏也是必然的,虽然我现在还提不出这样的直接证据。

  第三,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就是《大典》虽然辑录的是《宋会要》文,但误标作他书,以致徐松辑录时未录。例如现存的卷5453郊祀,有的内容书名标《长编》或《长编纪事本末》,但用数字记日,很有可能就是《宋会要》文而误标《长编》的。

  另外,由于《大典》分韵分目很多,各目的范围有交叉、有重叠,因此,《宋会要》同一内容有时会重复收入不同的字韵中。这是《辑稿》中出现复文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食货类的“检田”门,既会收入《大典》“货”字韵“食货”事目(卷17539)中,又收入范围较小的“田”字韵“田制”事目(卷4750)中。

  所以,《宋会要》收入《大典》时,有些内容已被舍弃或遗漏了,有些内容则重复收入。

  六、文字的变动  

  有无心之误与有意之改。

  何谓无心之误?从《宋会要》收入《大典》,要经过一次转抄。转抄一次就会造成文字上的某些错误。这是无心之误。

  何谓有意之改?《大典》是为明朝人使用的。宋明时代不同,避讳不同,地名不同,称谓不同,等等。《大典》编者为了照顾明朝人使用的需要,有时对《宋会要》的文字做了修改,下面举一个例子:《辑稿》礼类多次出现明代地名及建制。

  如礼20之17有“延平府剑浦县城隍祠”,宋代并无延平府,剑浦县属福建路南剑州,延平府是明代地名及建制。礼20之18有“宁波府昌国县城隍神祠”,宋代亦无宁波府,昌国县属两浙路庆元府(宁宗即位前称明州),宁波府也是明代地名及建制。《宋会要》原文肯定不会出现明代地名及建制,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1)这些内容本是明代文献的记载,是《大典》编者将一些明代书籍误标为《宋会要》。

  (2)《大典》在收录《宋会要》时对原文做了修改。

  第一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误标书名只可能是个别情况,而礼类中出现明代地名及建制是大量的。因此,只可能是《大典》编者对《宋会要》原文的修改。这不仅是逻辑推论,从《元一统志》辑本中找到了有力的旁证。

  赵万里校辑的《元一统志》辑本(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材料来源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元一统志》刻本或抄本的残本,可称为《元一统志》的原本;另一部分就是《大典》所收《元一统志》的辑文。

  在《元一统志》辑本中,有的条文这两种来源并存,即既有原本,又有《大典》辑文。将这不同来源的同一条文加以对比,就会发现《大典》是如何和为何修改《元一统志》的。

  例如,《元一统志》辑本卷542,在延安路·古迹·柳湖条,录自原本的条文作“在路之城南”;辑自《大典》卷2266“湖”字韵“柳湖”事目的条文却改作“在延安府之城南”。

  又如,《辑本》卷586,会州·土产,录自原本的条文作:“防风、蓯蓉、柴胡:以上药见贡。”但辑自《大典》卷540“蓉”字韵“肉蓯蓉”事目的条文却改作:“肉蓯蓉:笔(巩之笔误)昌府会州土产。”不但在“会州”前按明代建制加“巩昌府”三字, 而且将会州三种土产中的“蓯蓉”单独抽出,归入“蓉”字韵中,条文也因此而改写了。

  这两条条文有力地证明《大典》对所收书确有修改,修改的原因则为便于《大典》的读者(主要是明代人)使用。第一条,《元一统志》原本在延安路下载柳湖, 说湖“在路之城南”,读者自然知道是在延安路之城南,不会产生疑问和误解。而《大典》卷2266,“湖”字韵中收“柳湖”及其他湖,如照录《元一统志》说柳湖“在路之城南”,读者自然不会明白是什么路。《大典》编者将“路”改为“延安府”,其便利读者使用之心可谅,但改动原文显然不符合辑本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应是不改原文,而加编者注“今之某府某县”。第二条,实际是按《大典》编纂体例将条文改动了,已经不是原文。这是有意改之。

  七、注文的变动  

  《宋会要》原有小字注文。《大典》编者在收录《宋会要》文时,除保留原注外,又加了许多小注。这些小注,形式同《宋会要》原注一样,也是小字。要区别何者为原注,何者为《大典》加注,主要从内容判断。

  从上面七个方面可以看到,《宋会要》收入《永乐大典》后,从形式到内容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是面目全非。掌握这些变化的规律,是解开《宋会要》之谜的关键。

  

  【本文内容摘自研究出版社图书《解开<宋会要>之谜》(增订版)】

  

作者简介

姓名:陈智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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